我们都知道，在隋唐时期，选官的制度有了一次很重要的改革，这就是科举制度的创立实行。比起以前的世卿世禄制、察举制等等，科举制度的最大优势就是能够把选官的范围扩大，参与选拔的人员明显质量提高，可以为国家输送更加有素质的治国人才，对于一般老百姓而言，科举制能够让他们有机会当官，跻身于名门贵族的行列，所以，科举制一出，就受到了全社会各阶层的欢迎。
需要注意的是，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，一般是由具体的文化形态表现出来的，比如唐诗、宋词等，其中这唐诗，就是科举制下的产物，或者说，就是一些人为了准备考试做的练习。我们今天接触到的一些著名人物，中小学课本介绍他们一般说他们是诗人、文学家等角色，其实不然，这一类角色只是他们的第二身份，他们的首要身份是官员。在科举制发明以后，基本没有那个家长要求自己孩子读书是为了以后当诗人或者文学家，都只有一个目的，读书为了科考，科考为了做官，这是一种社会共识。
但是，唐代的科考真就那么容易吗?绝对不容易!那么多人参加考试，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能够考中，获得当官的机会，还有相当一部分根本就不会入围，这叫落第。落第的考生有很多，他们是不是从此仕途无望了?当然不是。今天这篇文章，就是来介绍一下，唐代这些落第考生，除了科举之外，还会有其他哪几种进入仕途的方式?
简单而言，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，一般分为常科与制科两类。常科每年举行，科目有秀才、明经、进士、明法、明书、明算等。应试者以明经、进士二科最众，明经科：先帖文，然后口试，经问大义十条，答时务策三道。所谓帖文，又称帖经，主要考经文的记忆。帖经可有意思，这根本就不是考查一个人的学识，仅仅是考查记忆力，简单地说，一个文盲，只要把书上的字当作一种符号，并且记忆力足够精准，都能考上!但是，唐代科举录取人数非常之少，落第考生有很多，据有关数据统计，每年登科大约100人，但是，每年的官阕却有2000个左右。登科数与官阕数之间存在的巨大差额，必须要得以解决，于是，措施便瞄上了这些落第试子。
第一，异地取解，步入仕途。什么叫异地取解?和今天所谓的“高考移民”有些类似，但这主要是针对贡生的优惠政策。唐代对于考生的籍贯问题比较严格，每一个州向朝廷举送士子都是有名额限定的。玄宗开元年间，朝廷发布一道敕令说： “诸州贡举，皆于本贯，籍分信明者。然依例，不得与所附贯便求申送。如有此色，所由州县即便催科，不得递相容许。”《缘举杂录》也明确规定，举子必须在本籍取解。
但我们在阅读唐代文献史料过程中会清楚地看到，这一精神并没有被严格地贯彻，尤其是到了安史之乱后期的中晚唐，藩镇跋扈，国家层面统计户籍相对艰难，异地取解的现象于是就普遍地发生了，比如，张籍是和州人，他在贞元十五年登进士第，贞元十四年，韩愈在徐州节度使张封建幕下，向张封建推荐了张籍，张籍乃自徐州而不是其本籍和州解送。又比如，沈亚之是吴兴人，他于元和五年在长安应举，考了十年，才得一第，他在《与同州试官书》中说： “今年秋，亚之求贡于郡，以文求知己于郡之执事。凡三易郡，失其知，辄去。”可见他曾在三个州郡应试取解。正如韩愈所说： “今之举者，不本于乡，不序不庠，一朝而群至乎有司，有司之不之知矣。”
第二、门荫入仕。“殊不知三百年来，科第之设，草泽望之起家，簪绂望之继世;孤寒失之，其族馁矣;世禄失之，其族绝矣”，可见科举在当时士人心中的地位。士族弟子投考会有很多的优势，但从总体上来说，科举取士主要凭借考生学识水平，是较其他选官途径公平的一种。这样一来，很多士族子弟也有屡试落第的现实焦虑，不得不走门荫一途了。唐代的门荫范围是很广，皇亲、国戚、尚主、爵位、散品、职事品、勋品，都享有门荫特权，并按亲属、品级、类别分为若干层次，不同层次的群体享有不同层次的特权。大部分中高级官僚的子弟只需要通过入学成为生徒，科举考试落第后仍可以通过充任卫官、斋郎、挽郎等途径入仕。
第三、入幕为吏。科举虽然是入仕的正当途径，但如果经由方镇辟署，也一样可以入朝做官，这也是一众落第士子的另一个值得考虑的入仕选择。唐代中后期，随着侧重军务的节度使逐渐成为地方行政长官后，节度使幕府也就真正成为独揽一方军政事务的衙署了。幕府权势很重，不可能事事亲力办理，这就需要有一些协助办理各种差事的僚属。事务主要包括掌军籍符伍的行军司马，处理兵马钱粮事务的判官，负责文辞之事的掌书记，掌巡察事务的巡官，掌推鞠狱讼的推官，掌参划谋议的参谋，这些幕僚一般都由幕主延请文人担任，特别是一些落第士子。
从以上三种如是途径来看，落第考生基本都可以任意选择一条进入仕途，从这一点来看，第一，唐代的科举制还不够成熟，原因自然在于唐代所处的历史节点具有承上启下的特点;第二，唐代的社会风气十分开放，导致了“不拘一格降人才”的现象出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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